✪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发展研究院
【导读】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普遍呈现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变迁过程。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学界围绕转型升级的路径和目标展开了持续而丰富的争鸣。争论的一大主题，就是今后中国到底应该重点发展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陆铭的这篇文章指出，随着服务业在GDP中占比的持续提高，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但并不应由此担心中国会患上“鲍莫尔病”，出现“制造业空心化”。因为经济的逐步服务化是客观规律，不同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路径非常接近。相比之下，中国却一直存在服务业发展的不足，这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提升都是不利的。
陆铭认为，后工业化时代给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政策惯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在后工业化时代的持续发展，在认知上我们需要防止制造与服务、消费与生产、线上与线下、高端与低端的对立；在行为层面，则需要对产业政策、社会治理、城市空间格局、人的发展和教育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3期，原题为《迎接后工业化社会》，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迎接后工业化社会
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往往滞后。当前，中国的人均GDP处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阶段。进一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2023年的比重为54.6%），经济事实上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看，只要发展水平逐步提高，服务业占比还将持续上升，中国要做好迎接后工业化社会的准备。在工业化时期形成的一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惯性，越来越不能适应后工业化阶段的需要，如果不调整，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会受到制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持续面临供给侧短板。
▍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
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变化。其中，经济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的驱动力主要有两点。第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以后，生产要素成本低廉的时代逐渐过去，制造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多来源于独立发展的研发、设计、品牌、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发展中国家早期主要从事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会向附加值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环节攀升，其国内经济的服务业占比相应上升。第二，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经济发展必然带来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消费持续增长，而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将逐步从温饱向享受过渡，新增的收入将更多用于服务消费。基于以上两个机制，现代化进程将伴随着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提高。相应地，制造业占比在工业化阶段是逐步上升的，然后随着服务业占比继续上升，制造业占比出现下降。同时，人均GDP所表征的发展水平越高，服务消费在消费中占比越高，农产品消费占比越低。
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持续提高必然带来其就业占比相应提高，技术进步更是加强了就业的服务化。通过使用机器和技术，制造业里相对标准化的就业岗位比较容易被替代，而服务业需要从业者为其他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资本替代就业的可能性较小。换句话说，在技术进步中，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得相对更快，而服务业则很难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于是，技术越是进步，为了满足人们持续产生的服务需求，就业越向服务业集中，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鲍莫尔病”。在中国存在把“鲍莫尔病”真的当作病的误解，认为需要去克服这个病，甚至有人认为发展服务业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际上，“鲍莫尔病”所刻画的只不过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特性差异，以及就业服务化背后的原因。可以说，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就业服务化的速度也就越快，“鲍莫尔病”就越明显。这本质上不是因为服务业阻碍了技术进步，而是因为人们有持续增长的服务需求，如果服务工作难以被资本替代，就只能投入更多的劳动来进行生产。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替代了很多制造业标准化的岗位，却创造了大量服务岗位，例如骑手、外卖小哥、专车司机等，加速了就业转向服务业的“鲍莫尔病”。因此，“鲍莫尔病”不是病，即使是病也是个“富贵病”，它反映了社会整体上的技术进步，以及人们对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
经济的逐步服务化是个客观规律，不同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路径非常接近。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存在“德国模式”，要向德国学习制造业发展，要提高制造业比重。向德国学习先进的制造业发展，这一点是有共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维持高的制造业比重。其实，从经济结构转型来看，德国并非例外，它的制造业占比也是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下降的。如今德国的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大约是18.4%（2022年），类似地，日本的制造业GDP占比是20.4%（2021年）。当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这些所谓“制造业空心化”的国家来说，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占比仍然是高的。但其实英国制造业占比为8.4%（2022年），美国的制造业占比为10.7%（2021年），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低。还要特别指出，在欧元区成立之后，统一的货币和欧元汇率实际上相当于德国货币相对于其他国家有所贬值，同时，在欧元区内部的国家间，相当于实施了1∶1的汇率，是有利于生产率较高的德国向其他国家出口的。德国的面积相当于中国的长三角地区，所谓的“德国模式”更加像是“长三角模式”。因此，作为欧元区一部分的德国，不宜作为整个中国的类比对象。
与发达国家的历史路径相比，中国一直存在服务业发展的不足。尽管中国自身的服务业占比也在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提高，但是在每一个经济发展的水平上，中国的服务业占比都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历史同期。出现这样的现象，有国内、国际两方面原因。在国内，一直存在有利于制造业而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环境。从税收体系来看，中国的地方税收以基于生产的增值税为主，而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来说企业规模较小，信息不透明，征税成本较高，因此地方政府相对更偏好大规模的制造业。从金融体系来看，中国以间接金融为主。制造业有较为明确的抵押物，更容易获得贷款，而服务业则缺乏抵押物，因此金融系统天然偏好制造业。尤其在利率受到抑制的历史时期，更加有利于制造业这样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发展。从政策环境来说，对于制造业，无论是行业进入还是产业管制，当前基本上都是正向政策为主——除了近年来的去杠杆、去产能和环保等政策——而服务业则存在大量的进入壁垒和行业管制。从国际条件来看，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内制造业的产能由国际市场消化了一部分。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消化中国产能的能力明显下降。当前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占到全球的18%，未来国际上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的能力来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了。
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提升都是不利的。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服务需求，但是国内服务业的供给存在短板，那么经济发展的动能就被抑制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是不足的。从体感上来说，中国居民总是能花钱买到所需的制造业商品，而且质量也越来越好，但是对医疗、教育、养老、旅游、文化等服务业存在不满。另一方面，当国内存在服务短板，要么就需要服务进口（如文化产品），要么中国居民就会到国外去消费服务（包括教育、医疗、旅游），实际上是把国内经济发展的机会转让给了其他国家。而且，制造业比较资本密集，比服务业的劳动收入占比更低，如果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在宏观上就会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低的问题。
综上所述，技术进步、过高的制造业比重和人民福利之间存在着隐含的矛盾。如果要技术进步并且提高制造业比重，必然导致服务业受到抑制，而这势必不利于创造就业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
▍后工业化时代需要调整认知
后工业化时代对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政策惯性所形成的挑战越来越明显。具体来说，在当代中国有以下几点认识上的对立，需要在理论上加以辨析。
（一）防止制造和服务的对立
前文已经说过，中国有强大的重制造、轻服务的观念和体制环境，非常容易将“制造强国”等同于提高制造业的比重。片面强调制造业比重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重制造、轻服务的倾向，恶化服务业发展的环境。有学者认为，中国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其实并没有。中国制造业就业占比在2015年之后出现下降是个事实，但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中国存在制造业产能过剩，2016年之后，去产能、去杠杆就是想对制造业进行纠偏，客观上当然会出现制造业占比下降。另一方面，2016年的营改增改革缓解了服务业被重复征税的问题，同时使得服务业的发票可以直接冲抵企业成本，有利于促进制造业内部的服务环节独立发展，从而带来服务业占比的上升，但这并不说明制造业变得更弱了，而是制造业企业变得更专业化了。因此，不能将制造与服务对立，要避免认为发展服务业是脱实向虚，或者认为服务业抢了制造业的劳动力。要在重视制造业的同时，加强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赋能。还要看到，服务业将制造品作为中间产品，在当下中国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消化制造品的产能。
（二）防止消费和生产的对立
在经济理论里，往往把经济活动区分为消费和生产。但在实际生活中，大量服务消费本身就具有生产的性质，或者有利于生产。只是在统计上，服务消费进入了消费统计，而大量服务消费直接的附加值并不高，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我明确地提出以下几点，来说明“消费就是生产”。
第一，很多消费本身就具有人力资本积累的性质，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例如，教育和医疗本身是计入消费的，但这是增进人的知识和健康的。再如，会展、演艺等消费是提升人的审美能力的，有利于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第二，大量生活服务业实际上就是把原来没有市场价值的家庭生产外包给了市场，例如家政服务、餐饮、托育等。这些活动转由市场来提供，原来从事家庭劳动的人可以去工作或者休闲，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在现代化城市里存在着大量居住和就业之外的“第三空间”，例如公共活动空间、咖啡馆、餐馆、茶馆等。在这些空间里人们相聚在一起，在这里直接的消费产生的价值似乎并不多，但其实人们大量在“第三空间”里进行思想碰撞，有利于创新，在大城市尤其如此。只是创新的完成是在之后的工作中，而没有被统计在“第三空间”里。第四，在宏观层面和城市间竞争中，一个城市提高自己的本地服务消费品质可以产生“以生活留人”的人才吸引力，成为对本地企业普惠型的产业政策。第五，也是尤其重要的，消费本身推动科技进步。游戏产业在推动元宇宙的发展，医美在推动生物医药的进步，文体产业在推动声光电各类仪器和技术的升级，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各类平台消费中产生的数据正在被用于研发、设计、咨询等，赋能于企业和社会的管理。
（三）防止线上与线下的对立
数字经济以及基于数字技术的平台经济蓬勃发展，让很多人担心线上经济对线下产生了替代，甚至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冲击。事实上，任何技术进步对于低效率的生产都有“创造性的毁灭”，但不能认为线上经济就不是实体经济。实际上，大量的线上经济在为线下经济赋能，例如直播电商能够帮助线下小规模生产者拓展市场交易范围，这对于信息相对闭塞、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尤其重要。一些线下的商家同时在做线上的生意，线上线下相互补充。一些线下经济转到线上，产生了降本增效的作用，无数消费者从中受益。即使线上对线下产生了替代，那也只是局部的、个体的，从整体上来讲，线上与线下是相互补充的，线下的密度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城市内部人口密度更高的地区，外卖的订单数量、质量和消费多样性、及时性、便利性都是更高的。从全社会而言，要纠正线上与线下对立的观点，尤其不能认为线上经济是虚拟的，从而产生对技术进步的抵触情绪。
（四）防止高端与低端的对立
在社会上，很多人认为服务业有所谓高端和低端之分，一些生活服务业被认为是低端的。不可否认，生活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往往教育程度不高，但是，生活服务业恰恰满足了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是很多所谓高端行业的基础保障。而且，生活服务业的工作很难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所取代，有利于促进充分就业。更重要的是，很多生活服务业都已经被高科技重新定义了。一些基于平台的生活服务业表面上看起来从事着传统的生活服务业，如家政服务和外卖，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正在高效率地匹配供给和需求，并且在进行服务的相对标准化管理，一些行业正在被重新定义。例如，直播电商甚至小红书上的红人账号正在重组流量布局，并相应影响广告投放的资金布局。再如，“悦管家”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家政服务平台，但它们正在将进户的家政服务转化成日化用品的广告和销售渠道。
▍后工业化时代需要调整行为
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为实践提出了新的问题，公共政策、社会管理和个体行为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一）产业政策需要由前置的标准化调整到普惠式
在工业化阶段，不同消费者对工业品的需求更注重实用的功能，需求比较标准化，相应地，制造业产品的好与不好可以由事前可知的参数进行界定。于是，产业政策的底层逻辑是，在事前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制定标准，给予具体的生产者相应的补贴和扶持。但是在后工业化阶段，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消费者对制造品的需求不再满足于功能本身，而是越来越重视设计、服务等要素，消费者需求出现差异化。此时，一些制造业产品是否受到欢迎，不再只是取决于事前由技术参数界定的功能。占GDP比例越来越高的服务产品，更是要满足消费者千差万别的个性化需求。
由于上述原因，曾经在工业化时期盛行的产业政策逻辑越来越难。不妨举一个调研中的案例。一个地方政府对平台经济提出，可否协助制定“数字人才”的标准，用于制定吸引相关人才的政策，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此企业很困惑，什么是“数字人才”呢？在企业进行编程和算法设计的当然是“数字人才”，但平台上最稀缺的是给投资人和供货商讲商业逻辑的人才（企业笑称为“放PPT的”），而这可能不是“数字人才”。
创新的不确定性也给产业政策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例如，在新能源车产业中，仍然存在充电和换电两种技术路线。两者的差异本质上并不在技术，而是消费者获得服务的便利性的差异，这背后又有技术不断升级的影响。此时，如果地方政府仅以技术逻辑挑选企业进行扶持，那么，就容易忽视服务便利性的市场逻辑对于企业的筛选。
（二）城市的社会治理需要从单一化调整为多元化
随着服务消费呈现出个性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从政府的统一管理出发的传统社会治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人民的需求。近些年来，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对教培、游戏等行业进行规制时，出现了政策“一刀切”的现象，没有充分响应人民对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多元化需求。
在应对本地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方面，社会组织（尤其是基层的社区组织）具有天然的优势。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社会有重新回归熟人社会的需要，差别在于，此时的熟人社会更多建立在社区成员互动的基础上，而不再与传统社会的血缘和业缘有那么强的关系。在数字经济时代，一些社交媒体和平台（如微博、小红书）上所形成的互动密集的线上社群，拓展了人们社会交往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平台的社群治理越来越重要。
（三）城市的空间格局需要由疏散调整为重聚
工业化时期产业集聚是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发生的，而在城市内部，制造业大量布局在郊区，使得一些大城市产生了人口向郊区疏散的现象。随着后工业化时期的到来，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大城市更加专业化于服务业，它的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由于服务业比制造业更需要人际互动，大量的服务业就业机会和消费场景位于市中心；在市中心内部，服务业又在人口密度高、人口流量大、交通便利的区位发展得更好。于是，大城市的流量越来越向中心城区（尤其是高密度的交通便利的地区）集聚，呈现出“向心城市”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顶尖城市人口重返市中心，这个拐点在当下中国的大城市也有所显现。因此，如果城市继续进行人口疏散，将出现就业、消费向中心城区集中，但郊区大量集聚居住人口的职住分离和住游分离问题，可能加剧城市拥堵，且不利于提升城市活力。在城市学里，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城市主义比较强调人口密度，提出了“紧凑型城市”的概念，与后工业化趋势是相吻合的。我认为，只是整体上的紧凑还不够，因为接近市中心的区位流量更大，更需要高密度的发展。为此，我提出了“倾斜城市”的概念，试图说明，最优的城市空间结构是，密度与流量随着离市中心的距离增加而梯度下降。
（四）人的发展需要从重知识调整到重社交技能和本地经验
在后工业化时期，由于创造就业的主体转向服务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且是与不同类型的人）越来越频繁，理解力、表达力和沟通力等社会交往技能越发重要，而传统学校教育里强调的对知识点的记忆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另一个可以预见的变化是，由于服务品质往往难以被正式制度加以规范，服务供求双方频繁互动对于提升供求匹配度和服务品质越来越重要，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相应提升，诚信、友善等品质将带来更高回报。同时，大量的服务供给和需求都是本地化的，因此对服务业从业人员来说，本地化的经验将越来越重要。大量流动人口从事服务业给城市带来的成本红利将成为历史，城市更需要加快外来人口的本地市民化，增加服务业从业者的本地就业和居住稳定性。值得一提的是，平台经济在克服服务业的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消费者打分、留言、评论等，有利于防止单次服务博弈中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如小红书和抖音之类的平台，粉丝群体与网络红人之间的频繁互动，建立起了强大的相互黏性，形成了人群资产，可以向流量转化。网络红人为维护人群资产，必须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消费者也愿意在互动中建立与网络红人之间的信任感，并为之付出时间和金钱成本，相应减少商品和服务的搜索成本。
▍后工业化社会的应对
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就是必然的，对此必须积极应对。服务业更加依赖人际交往，需求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它要求人们的观念、行为、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服务业的短板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
为了顺应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经济政策上需要对服务领域的行业进入大幅度放松管制。对于一些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服务业发展，要在以法治筑牢底线的基础上，减少紧缩式的政策举措，减少“一刀切”式的管制政策。在城市发展方面，产业政策要从针对具体行业和企业、以补贴生产要素价格为手段的产业政策，调整为激励科技创新和全面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用生活留人”政策。在城市空间再造方面，要顺应大城市就业和消费向中心城区集聚的向心趋势，增加中心城区的住房供应，提升密度，优化流量，减少职住分离和住游分离，在线下公共空间提升交通便捷性和空间互动性。在人口政策方面，要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各种举措，让流动人口能够在本地稳定就业和居住，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所需的本地城市生活经验。在教育方面要深化改革，重视社会交往技能的培养，特别是理解力、表达力和沟通力，塑造人际交往的文明行为。
面向未来，对内，通过充分发展服务业，能改变中国经济整体上制造业产能过剩和服务业存在短板的局面。对外，要适应国际上服务贸易日益增长的趋势，既要通过服务业的开放，更好满足国内的服务需求，还要让中国的服务走向全球。尤其在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领域，一些中国企业出海表现不俗，未来要在服务贸易的双向开放进程中更好地让中国经济融入全球。